《元本儀禮圖》媒介
作者：杜以恒（北京年夜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雅博士后）
來源：“國家圖書館出書社”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七月十八日庚子
耶穌2022年8月15日
《儀禮圖》十七卷，宋楊復撰，元刻明初補修印本，中國國家圖書館（下簡稱“國圖”）躲。書后附刻《儀禮》經文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
楊復，字志仁，號信齋，福建路福安縣（今屬福建省福安市）人。受學朱熹，與黃榦、劉子淵、陳日湖友善，曾受真德秀之邀講學福州郡學貴德堂。朱熹撰《儀禮經傳通解》未成包養甜心網而卒，由門生黃榦、楊復續成完帙。楊復所作《儀禮圖》是今朝可考最早的一部以方位圖疏解《儀禮》的專著，是繼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以后又一部代表南宋《儀禮》研討程度的禮學名著。楊復具體生卒年已不成考，然其師朱熹卒于宋寧宗慶元六年（1200），《儀禮圖自序》撰于理宗紹定元年（1228），可知楊復年夜致爲南宋寧宗、理宗間人。
《儀禮》又稱《禮》《禮經》，屬“五經”之一，是禮學的焦點原典。《儀禮》最後在“三禮”中居于焦點位置，《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禮類著録“三禮”時，將《儀禮》置于首位，稱爲“經”，《禮記》《周禮》則置于其后，僅稱“傳”“周官經”。但《儀禮》十七篇分別記載周代十余種禮儀的法式，各篇相對獨立，系統性不如《周禮》；專述禮節而少言禮義，思惟性又不如《禮記》。且《儀禮》文辭古奧，號稱難讀。是以兩漢以后《儀禮》在經學中的位置逐漸降落，至唐代孔穎達等纂修《五包養俱樂部經正義》時，徑以《禮記》取代《儀禮》，《周禮》《儀禮》之學遂晦，乃至開元十六年（728）國子祭酒楊瑒上奏疾呼：“《周禮》《儀禮》及《公羊》《谷梁》殆將廢絶，若無甄異，恐后代便棄。”（《舊唐書·楊瑒傳》）《周禮》的際遇，在北宋王安石撰作《周官新義》并依據《周禮》奉行新政后有所改良。但王安包養站長石在進步《周禮》位置的同時，卻罷廢《儀禮》學官，使得《儀禮》進一個步驟式微。
南宋朱熹編撰《儀禮經傳通解》后，《儀禮》之學方有一些起色。朱熹認爲“《儀禮》，禮之最基礎，而《禮記》乃其枝葉”，他對王安石罷廢《儀禮》的做法不以爲然，曾婉言不諱地說：“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某以此知其無識。”（《朱子語類》）而朱熹撰作《通解》的目標就是使《儀禮》“興起廢墜，垂之永遠”（朱熹《乞修三禮札子》）。《通解》事實上完成了生死續絶的任務，成爲繼漢鄭玄《儀禮注》、唐賈公彥《儀禮疏》之后又一部《儀禮》學名著。但是，《通解》在朱熹生前并未修成，朱熹卒后，其門生黃榦續修其書，黃榦之后又由楊復接辦，并最終續成。楊復在續成《儀禮經傳通解》之后，撰作了一部疏解《儀禮》的專書——《儀禮圖》。這部專書無論是編撰目標還是編撰體例，皆與《儀禮經傳通解》親密相關。
《儀禮經傳通解》相較鄭玄《儀禮注》、賈公彥《儀禮疏》的最年夜優長在“橫通”與“分節”。《通解》以《儀禮》爲經，以群經、群書爲傳，以經統傳，以傳釋經，貫通《儀禮》與群經、群書的同時，亦增強了《儀禮》的系統性，是謂“橫通”。《通解》之前的《儀禮》文本，每篇自始至終連文而書，基礎不分章節，《通解》則將每篇經文劃分爲若干儀節，分段標目，使得《儀禮》諸篇頗具條理，下降了研讀《儀禮》的難度，是謂“分節”。但是僅靠“橫通”與“分節”，還是不克不及徹底解決《儀禮》難讀的問題。且《儀禮經傳通解》由于尋求“橫通”，對《儀禮》本經的解釋力度不夠，加之體量宏大、征引龐雜，有時反而令習禮者無所適從，難以疾速掌握《儀禮》要義。楊復是《儀禮經傳通解》的最終續成者，天然非常清楚《通解》的缺掉。他在《自序》中明確交待了撰作《儀禮圖》的主旨：“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黎亦云。何爲其難也？……其義密，其辭嚴，驟讀其書者如登泰華、臨滄溟，看其峻深，既前且卻，此所以苦其難讀也。……復曩從先師白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成得，則擬爲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后次序、物之輕重包養網推薦權衡、禮之恭遜文明、仁之忠誠懇至、義之時措從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見。”楊復撰作目標是以繪圖爲衝破點，使《儀禮》變得抽像易讀，下降研讀《儀禮》的難度。而楊復撰成《儀禮圖》之時，《通解》已經續成。若《通解》足以解決《儀禮》難讀的問題，楊復天然沒有另起爐灶的需要。彌補《通解》對《儀禮》闡釋缺乏的缺憾，應是楊復撰作《儀禮圖》的一個主要考量。《儀禮圖》《士冠禮》《士昏禮》二篇卷末按語分別以“其詳見于《儀禮經傳通解》”“詳見《儀禮經傳通解》”掃尾，更可見《儀禮圖》共同《通解》之意。當然，出于對其師的敬佩，這層意思自是楊復不愿明言的。
《儀禮圖》共十七卷，分別對應《儀禮》十七篇。每篇之內包含文字解說、禮圖兩部門。文字解說部門的編纂順序是先列《儀禮》經文、鄭玄注、音義，再列“疏曰”“朱師長教師曰”，最后爲楊復按語“今按”。此中“音義”是由陸德明《經典釋文》和《儀禮經傳通解》所附“文公音”刪節而來。“疏曰”并非賈公彥《儀禮疏》，而是《通解》所附“疏曰”，系朱熹自賈疏刪改而來。除個別音義直接取自《經典釋文》外，《儀禮圖》文字解說部門的經文、鄭玄注包養犯法嗎、音義、“疏曰”“朱師長教師曰”總體由《儀禮經傳通解》刪節而來，僅按語是楊復自作。文字解說部門亦從《通解》之例進行分節，但《儀禮圖》在整體承襲《通解》分節的基礎上又有改進，如《儀禮·士昏禮》朱熹所分第九節“婦至”，楊復《儀禮圖》細分爲“夫婦即席”“徹饌成禮”二節，更爲周詳。
《儀禮圖》中的禮圖多爲楊復首創，是該書的焦點。《儀禮圖》十七卷中的禮圖總共有二百零五幅，此中以方位圖爲多。方位圖均置于某個儀節之末，是後面一個或若干個儀節文字解說的圖像化。如《儀禮圖·士冠禮》第一節“筮于廟門”之末附有“筮于廟門之圖”，明確描繪了主人、宰、筮人、卦者、有司參與筮日之禮時在廟門的站位、朝向及行動軌跡，與第一節的文字解說相輔相成。有時一幅方位圖對應多個儀節，如《儀禮圖·士冠禮》第包養心得五節“陳服器”末不附圖，第六節“即位”之末則附有“陳服器及即位圖”，此圖即對應第五、第六兩節。當然，《儀禮圖》并非每個儀節都繪圖，有些非焦點儀節包養網單次或不太復雜的儀節便不附圖，如《儀禮圖·士冠禮》第二節“戒賓”、第三節“筮賓宿賓”、第四節“爲期”均不附方位圖。《儀禮圖》中的禮圖還著名物圖與表格，如《儀禮圖·喪服》禮圖以表格爲主、名物圖爲輔，并無方位圖，這與《喪服》篇的特徵有關。《儀禮》十七篇中唯有《喪服》一篇專載禮儀等差而無禮儀過程，是以衹能通過繪制表格的方式體現禮義。
《儀禮圖》末附《儀禮旁通圖》一卷，分宮廟、冕弁、牲鼎禮器三門，共有禮圖二十五幅，以表格爲主，兼有大批名物圖。《旁通圖》體例紛歧，有時前圖后文，有時前文后圖，有時有圖無文。《儀禮旁通圖》重要論述、描畫宮室器物，其目標在于闡述“軌制、名物之總要”（楊復《儀禮圖自序》），并不局限于《儀禮》一經。《旁通圖》雖偶有引《儀禮經傳通解》者（“朱師長教師曰”），但其主體仍爲楊復首創。
《儀禮圖》撰作于南宋紹定元年前后，它以圖釋禮，彌補了《儀禮經傳通解》對《儀禮》本經疏解缺乏的缺憾，甜心花園與《通解》共同，基礎完成了朱熹“興起廢墜”的愿看。當然，繪圖之法并非是楊復個人的發明，楊復《自序》有云：“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軌制并考之，乃爲佳爾。’蓋《儀禮》元未有圖，故先師欲與學者考訂以成之也。”是朱熹已意識到禮圖的主要，衹是無暇爲之。楊復作《儀禮圖》，無疑是遭到老師重視禮圖的啓發。
元本儀禮圖內頁
創始之作往往難以盡善，《儀禮圖》亦是這般。楊復《儀禮圖》的按語程度、禮圖繪制緊密度都難稱完美，清代張惠言《儀禮圖》一出，楊《圖》就相形見絀，敏捷淡出了禮學家的視野。但該書在南宋、元、明、清初屢經刊刻刷印，無論刊刻次數還是印本存世數量均超過《儀禮經傳通解》，由此可知楊《圖》在南宋至清初非常風行，一向是研習《儀禮》者的必讀書，在歷史上發揮了較高文用，其價值并不弱于《通解》。《四庫全書總目》在批評《儀禮圖》諸多缺憾之后，也給出了較爲公允的評價：“然其余諸圖，尚皆依經繪象，約舉年夜端，可粗見古禮之梗概，于學者不爲無裨。一二舛漏，諒其創始之難工可也。”業師劉曉東師長教師曾云：“楊復《儀禮圖》以圖輔解，張惠言《儀禮圖包養意思》乃以圖爲解。”楊復與張惠言的旨趣分歧，從禮學上看，張《圖》不成能完整取代楊《圖》。張惠言《儀禮圖》産生之后，清人胡培翬所作《儀禮正義》、黃以周所作《禮書通故》、盧文弨《儀禮注疏詳校》、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仍反復說起楊復《儀禮圖》，更可見楊《圖》具有學術和版本上的雙重價值。本日研治《儀禮》者，亦有需要對楊復《儀禮圖》多加關注。
《儀禮圖》的包養dcard宋刻本已不存世，但仍有若干記載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一些情況。
元十行本《儀禮圖》卷前有宋末元初人陳普《序》，此中提到了一個南宋桂林刊本：“白鹿、章貢、桂林所刊晦翁、勉齋、信齋之書，千里求之，或云有半生看之不得見，今后復數十年，又當若何？”南宋方年夜琮與楊復門人鄭逢辰書信中亦說起桂林刊本：“近得默得在桂林日刊《儀禮圖》，嘆信齋之有功于學者。”楊復《儀禮圖自序》撰寫于宋理宗紹定元年（1228），方年夜琮卒于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鄭逢辰卒于淳祐八年（1248），可知桂林本刊刻時間在紹定元年至淳祐七年之間，與楊復《儀禮圖自序》撰作時間接近，很有能夠是《儀禮圖》的初刻本。
宋元之際，桂林本已頗爲難得，福建邵武人謝子祥于是重刻《儀禮圖》，陳普《儀禮圖序》對此有明確記載：“年夜淵獻之歲，昭武謝子祥刊《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成。”“年夜淵獻之歲”即亥年，據明閔文振《石堂師長教師傳》可知陳普享年七十二歲，其平生經歷了六個亥年，第一個是宋理宗淳祐十一包養網心得年辛亥（1251），最后一個是元武宗至年夜四年辛亥（1311），則謝子祥本的刊刻時間在宋元之間，不晚于元至年夜四年。從刊刻時間上看，謝子祥本有能夠源于宋桂林本。然宋桂林本、謝子祥本均已亡佚，其關系難以確知。
《儀禮圖》的元刊本現存兩種，簡介如下：
（一）元十行本
今存之元十行本《儀禮圖》卷前有陳普爲謝子祥本《儀禮圖》所撰之序，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據此將元十行本定爲“元昭武謝子祥本”，實則否則。考元十行本《儀禮圖》刻工，發現王君粹、德謙、中、希孟四位刻工曾參與刊刻元十行本《唐書》。據尾崎康《野史宋元版之研討》，靜嘉堂躲元十行本《唐書》是元天歷二年（1329）覆南宋中期建安魏仲立宅刊本。又檢靜嘉堂躲元十行本《唐書》刻工，發現子明、王榮、君美、英玉、茂卿、德成等刻工也曾參與元十行本其他經書的刊刻。則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與靜嘉堂躲元十行本《唐書》刻工共通，刊刻時間附近。元十行本《儀禮圖》的版式特征又與其余元十行本經書高度分歧，明代補修情況也極爲類似。是以，元十行本《儀禮圖》與其余十行本經書配套，其刊刻時間當與其余經書相距不遠，均在元泰定（1324—1327）前后，由福建建陽書坊刊刻。
謝子祥本刊刻于宋元之間，而元十行本刊刻于元泰定前后。從時間上看，謝子祥本早于元十行本。且元十行本與其余元十行本經書配套，但陳普在爲謝子祥本所作序中并未說起《儀禮》之外任何經書的刊刻，可見謝子祥刊刻《儀禮圖》是一個單獨行爲。今存元十行本卷前有陳普爲謝子祥本所撰之序，以書寫體上版，可知元十行本所據藍本爲謝子祥本。然謝子祥本已佚，元十行本與謝子祥本之異同已不成考。
元十行本擺佈雙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行亦二十字。雙黑魚尾，魚尾相向。版心上記鉅細字數，中記卷葉，下記刻工。不避“玄”“敬”“恒”“桓”等宋諱。元代刻工有宗文、德謙、昭甫等。全書共計七百零五葉。卷首有朱子《晦庵白文公乞修三禮奏札》，次爲紹定元年楊復《自序》，再次爲宋末元初人陳普《序》。陳序后爲註釋。
元十行本註釋包含三個組成部門：《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儀禮》十七卷，共一百五十四葉。首爲目録，題“《儀禮》篇目”，列有“士冠禮第一”至“有司徹第十七”十七篇篇名卷次。目録后爲《儀禮》經文十七篇，每卷一篇，無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圖》十七卷，共五百一十二葉。首爲“《儀禮圖》目録”，備列包養感情卷次、篇名及各篇所含禮圖，如“卷第一/士冠禮/筮于廟門圖，陳服器及即位圖……”。目録后爲《儀禮圖》註釋，十七卷，每卷一篇。《儀禮旁通圖》一卷，共四十葉。其目録附于《儀禮圖》目録之末，不單刻于《旁通圖》卷首。《旁通圖》圖文參半，重要述說、描畫宮室器物，是對前文《儀禮圖》十七卷的補充。
由于《旁通圖》一卷不單刻目録，其目録附于《儀禮圖》十七卷目録之末，可知《旁通圖》一卷當置于《儀禮圖》十七卷之末。《儀禮》十七卷與《儀禮圖》十七卷的先后順序則較難確定。卷前陳普《序》云：“年夜淵獻之歲，昭武謝子祥刊《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成。”陳普之意，似乎《儀禮》十七卷在《儀禮圖》十七卷之前。又檢全書刻工，發現《儀禮》十七卷刻工名多用全稱，而《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則多用簡稱。如刻工王君粹，在《儀禮》十七卷版心下題“王君粹”“君粹”，而在《儀禮圖》十七卷中則衹題“粹”，鄭七才、希孟、宗文、子仁等刻工亦與此同。刻工刻書時，普通在自己所刻某書的前幾葉應用全名，而出于省工的目標，之后諸葉往往多用簡稱。從刻工簽名情況看，《儀禮》十七卷先刻，《儀禮圖》十七卷后刻。是以《儀禮圖》三部門的擺列順序當爲《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存世印本多有將《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訂于《儀禮》十七卷之前者，皆系誤訂。
元十行本刊刻后，在明代經過明初補修、正德六年（1511）補修、正德十二年（1517）補修、正德十六年（1521）補修、嘉靖重校補修五次較年夜規模補修。筆者所知元十行本各期補修印本有二十五部。此中未經補修的元十行底本僅有殘本一部，原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躲，存《儀禮圖》中的《儀禮》十七卷及《儀禮旁通圖》一卷第二十二至四十葉，共一百七十七葉，均爲元代原版，并無明代補修葉，可知是元十行底本，彌足珍貴。該本版面已有漫漶，《儀禮》卷三末葉甚包養網評價至有較年夜裂版，可知北平甲庫本并非初印。
元十行本在明初補修時抽換全書七百零五葉中的二十四葉，其余葉極少改動。元刊明初補修印本今存四部，此中僅有國家圖書館躲本（06694）無缺卷，南京圖書館躲本（GJ/KB5015）缺《儀禮》十七卷、《旁通圖》一卷，北京年夜學圖書館躲本（LSB/3461）缺《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卷十二、卷十五、卷十七、《旁通圖》一卷，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躲本（291437281）缺《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卷二、五至十、十三至十四、十六、《旁通圖》一卷爲抄配，抄配葉多有脫訛。
筆者所考元十行本存世印本中，未見正德六年補修印本，據正德十二年補修本可知明正德六年補修時抽換全書七百零五葉中的十五葉，至于其余葉修版情況，則無從考知。
元十行本在明正德十二年補修時抽換全書七百零五葉中的一百零九葉，其余葉有大批修正，是一次年夜規模補修。元刊正德十二年補修印本今存一部，japan(日本)靜嘉堂文庫躲，編號140。
元十行本在明正德十六年補修時抽換全書七百零五葉中的三十五葉，其余葉改動較少。元刊正德十六年補修印本今存四部，此中臺北“國家圖書館”躲本（00393）、噴鼻港年夜學馮平山圖書館躲本（善09525/46）無缺卷。浙江圖書館躲本（善9）缺《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卷十六至十七及《旁通圖》一卷據元刊明嘉靖重校補修本影抄配包養故事補。天一閣博物院躲本（T00147）僅存《儀禮圖》卷十一至十三。
元十行本在明嘉靖三至十五年（1523—1536）之間經歷了一次規模最年夜、校勘最精的補修，學界習稱爲“嘉靖重校補修”。嘉靖重校補修抽換全書七百零五葉中的二百六十二葉，其余葉亦多有修正，在歷次補修中質量最高。元刊明嘉靖重校補修印本今存十四部，此中北京市文物局躲本（《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南京圖書館躲本（GJ/顧0516）、american國會圖書館躲本（PL2469Z6）無缺卷，上海圖書館兩部躲本（線善81286772，線善773492500）、國家圖書館躲本（03800）、吉林省圖書館躲本（善/88）缺《儀禮》十七卷，國家圖書館兩部躲本（03799，09731）、japan(日本)國立公函書館內閣文庫躲本（別0620004）、臺北“國家圖書館”躲本（00394）缺《儀禮》十七卷、《旁通圖》一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躲本（00381）缺《儀禮圖》十七卷，american哈佛年夜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躲本（《american圖書館躲宋元版漢籍圖録》著録）缺《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又有上海圖書館躲本（線善T1272027）、天一閣博物院躲本（T00140）鈐印雷同，均爲嘉靖重校補修本，合之恰爲完帙，當原爲一部，分躲兩處。
此外，上海圖書館躲有一部經過拼合的元刊明修十行本《儀禮圖》（線善835089112），此本《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俱全，但《儀禮圖》十七卷爲正德十六年補修本，《儀禮》十七卷、《旁通圖》一卷則是嘉靖重校補修本。據書前楊守敬跋可知《儀禮》及《旁通圖》爲孫星衍舊躲，楊守敬別的購得《儀禮圖》十七卷，將三部門合訂重裝，“使爲劍合珠還”。
明代五次補修均是抽換元代原葉，而不抽換本朝補葉。對于未抽換的葉，則以修版爲主。各期補修中，正德十二年、嘉靖重校補修規模較年夜，明初、正德六年、正德十六年相對較小。從刊刻質包養情婦量、文字正誤來看，嘉靖重校補修優于正德十二年補修，正德十二年補修優于明初、正德六年補修，正德十六年補修則是歷次補修中質量最差者。
（二）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本
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本今存全帙一部，北京年夜學圖書館躲。余志安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行亦二十字。擺佈雙邊，兼有周圍雙邊。黑口，雙黑魚尾，魚尾相向。版心中記卷葉。版心下黑口右側偶見刻工，有正、君、文、日等。不避“玄”“敬”“恒”“桓”等宋諱。《儀禮》十七卷附刻句讀，《儀禮圖》《旁通圖》無句讀。全書共計七百零四個葉。卷首有朱子《晦庵白文公乞修三禮奏札》，次爲紹定元年楊復《自序》，再次爲“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雙行牌記。牌記之后順次爲《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內容與元十行本同。
余氏刻書是建陽書坊的代表之一，有萬卷堂、勤德堂、勤有堂等分支。存世余氏刻本中與《儀禮圖》一樣明確說起“余志安”“勤有堂”的有國家圖書館躲元至順三年（1332）刊《故唐律疏議》、japan(日本)靜嘉堂文庫躲元元統三年（1335）刊《國朝名臣事略》二書，又劉薔《天祿琳瑯知見書甜心花園録》援用吳哲夫研討指出余志安本刻工中正、君、文三人見于臺北“故宮博物院”躲宋本《前漢書》元統二年（1334）補葉中，可知余志安本具體刊刻時間當在元至順（1330—1335）、元統（1333—1335）前后。
筆者所知的余志安本印本有八部，均是原刻，未見后代補版、修版。此中北京年夜學圖書館躲本（094/582/4628）註釋無缺卷，但卷前缺朱熹《奏包養app札》、楊復《自序》、勤有堂牌記、《儀禮》目録、《儀禮圖》目録，取而代之的是嘉定十三年（1220）蒲月衡山趙方手跋。余志安本刊于元至順、元統前后，此跋絶非宋嘉定十三年所寫。且楊復所作《儀禮圖自序包養app》時間爲紹定元年，嘉定十三年之時《儀禮圖》很能夠尚未成書，此跋系僞作無疑。至于余志安來源根基有之朱熹《奏札》、楊復《自序》、勤有堂牌記及《儀禮》目録、《儀禮圖》目録，當是作僞者居心撤往，衹留註釋，再僞作宋跋，以元本充宋本。北年夜本之外的清宮天祿琳瑯舊躲本（散躲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故善0040包養俱樂部95004104）、北京年夜學圖書館（094/582/46282）等處］、臺北“國家圖書館”躲本（00396）、原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躲本、南京圖書館躲本（GJ/KB5014）、上海圖書館躲本（T13310）、上海博物館躲本（《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著録）均有分歧水平的殘缺。別的，《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著録有國家博物館躲本（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編號02570），據《圖録》所録《儀禮》卷一第一葉可知國博本版式與北年夜本全同，當是余志安本。《圖録》著録爲“《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則國博本或爲全本，其具體情況待考。
元十行本、余志安本內容、行款、字體及文字排布高度分歧，又同爲元建陽書坊所刻，二本定有親密聯系。元十行本刊刻于元泰定前后，余志安本刊刻于元至順、元統前后，余志安本略晚于元十行本，有能夠是據元十行本翻刻。而元十行本、余志安本的大批異文，則進一個步驟證明了這一推測。如《儀禮圖》卷二第四葉A面第六行，元十行本：“祭醴，始扱壹蔡，又扱再祭。”此句是《儀禮·士昏禮》記文，“蔡”乃“祭”字之誤。余志安本作“祭”，不誤，但“祭”字上有空缺，空缺地位與元十行本“蔡”字草字頭處分歧。元十行本、余志安本文字排布密集，甚至文字間多有筆劃粘連，文字之間少有明顯間隙。此處異文最公道的解釋是余志安本最後也誤刻作“蔡”，但刻成后發現錯誤，將草字頭剜失落，所以在草字頭處構成了明顯空缺。又如《儀禮圖》卷十一第四葉A面第五行，元十行本雙行小字：“見上包養網站文‘諸侯皇帝’。”此處元十行本“諸侯”下脫一“爲”字，余志安本作“見上文‘諸侯爲皇帝’”，不脫。但“爲皇帝”三字與其余字字體有明顯差異，行格亦不契合，當是將“皇帝”二字剜改作“爲皇帝”。以上二例均是余志安所據藍本誤，而余志安本矯正者。余志安本藍本原誤之字剛好與元十行本同，由此可知余志安本很能夠是據元十行本重刻，并在重刻時進行了校勘。
余志安本與元十行本的異文另有若干條，如《儀禮圖》卷七第二十葉B面第六行，元十行本誤作“小射止一人”，余志安本作“小射正一人”，不誤；《儀禮圖》卷十一第一葉A面第九行雙行小字，元十行本誤作“菅，右顔反”，余志安本作“菅，古顔反”，不誤。二本有異文之處，余本誤者少，元十行本誤者多。此外，余志安本字體較元十行本更爲規范、齊整，如元十行本中“禮”有時作“禮”，余志安本一概作“禮”；元十行本中的“躰”，余志安本均作“體”；元十行本中的“斉”，余志安本均作“齊”。又元十行本全書原無句讀，余志安本《儀禮》十七卷則加刻句讀。總的來說，余志安本在元十行本的基礎上進行了行之有效的校勘、增補，使得余志安本“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當然，還有一種能夠性不克不及消除，那就是余志安本與元十行本一樣，均是據業已亡佚的宋元間昭武謝子祥本重刻，“蔡”“諸侯皇帝”等藍本之誤，系謝子祥本固有，元十行本承襲謝本舊誤，而余志安本則矯正了謝本之誤。惋惜謝子祥本已不成見，我們已無從驗證這種能夠性。在新資料出現之前，我們衹能暫且認定余志安本系據元十行本重刻。
明清時期《儀禮圖》的台灣包養版本重要有明嘉靖盧堯文本、清康熙徐干學《通志堂經解》本、清乾隆《四庫全書》本。
（一）明嘉靖十五年國子監生盧堯文等刻本
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在經過明初、正德六年、正德十二年、正德十六年、嘉靖三年、嘉靖重校六次較年夜規模補修后，明代補葉已達六成以上，風格參差不齊，文字脫誤較元十行來源根基本《十三經注疏》年夜幅增添，客觀上已不克不及滿足經書印行的需求。嘉靖十五至十七年（1536—1538）間，福建巡按李元陽、福州府學僉事江以達掌管刊刻《十三經注疏》，替換了元十行明嘉靖重校補修本，而元十行本《儀禮圖》則被嘉靖初年陳鳳梧本《儀禮注疏》所代替。雖然《儀禮圖》在李元陽本刊刻之后加入了《十三經注疏》的序列，但其傳刻并未終止。明嘉靖十五年國子監生盧堯文等從頭刊刻楊復《儀禮圖》，刊刻時間略早于李元陽本。
盧堯文本包含《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擺佈雙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行亦二十字。白口，單黑魚尾。版心中記卷葉，版心下無刻工。卷首順次有明嘉靖十五年國子監祭酒呂柟《新刊儀禮圖解序》、宋朱熹《晦庵白文公乞修三禮奏札》、唐賈公彥《儀禮注疏序》、宋楊復《儀禮圖自序》、宋元間陳普《序》。次爲《儀禮圖目録》，列有《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目録，目録尾題“監生東陽盧堯文、常熟錢寅、新安佘誨、新安汪尚庭、吳邑魏學詩校刊”。《目録》后爲《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註釋。卷末有明嘉靖十五年國子司業童承敘《刻儀禮圖后序》。盧堯文本存世印本至多有八部，分躲北京年夜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寧波天一閣博物院、japan(日本)靜嘉堂文庫（兩部）、japan(日本)東京年夜學東洋文明研討所。
據呂柟序、童承敘后序及呂柟《進呈書籍以永圣教疏》，呂柟最後盼望由工部掌管刊刻楊復《儀禮圖》，作爲演習禮儀的依據。但《儀禮圖》傳本稀疏，身爲國子祭酒的呂柟亦衹獲得“一二善本”。于是呂柟命監生謄抄《儀禮圖》，爲刊刻作準備。但此時國子監盧堯文等五位監生自行校寫、刊刻，已近完成，且所刊之本“開朗緊密，足可按習”，是以呂柟放棄了再刊《儀禮圖》的設法，并應盧堯文等之請作序。呂序、童序所列五位監生姓名與《儀禮圖目録》末所題五位校刊者姓名雷同，由此可知盧堯文本并非官刻，而是由明國子監盧堯文等五位監生自發抄校、刊刻。盧堯文本刊刻時間當與呂序、童序撰作時間年夜體分歧，即嘉靖十五年。
呂柟序、童承敘后序均未幫助盧堯文本所據藍本。盧堯文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行款包養妹、文字排布與元十行本、余志安本分歧，似當源出二本之一。元十行本內容與余志安本幾乎完整分歧，但元十行本較余志安本多出一篇陳普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序》，而盧堯文本恰有陳普《序》，且元十行本在明代屢經補修、刷印，較易獲取，故而盧堯文本出自元十行本的能夠性相對較年夜。取元十行本、余志安本、盧堯文原形包養價格校，其異文也證明盧堯文根源自元十行本。如《儀禮圖》卷七第二十葉B面第二行：“然此但取之以俟，非即袒決遂也。”元十行本、盧堯文本“非即”誤作“非但”，余志安本不誤。又如《儀禮圖》卷十一第一葉A面第九行雙行小字：“菅，古顔反。”元十行本、盧堯文本“古”誤作“右”，余志安本不誤。
盧堯文根源自元十行本，但是元十行本《儀禮圖》在明代經歷明初、正德六年、正德十二年、正德十六年、嘉靖重校五次補修，加上元十行未經補修本，共有六種印本。筆者取國家圖書館躲元十行明初補修本、japan(日本)靜嘉堂文庫躲元十行正德十二年補修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躲元十行正德十六年補修本、《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北京市文物局躲元十行嘉靖重校補修本、北京年夜學圖書館躲盧堯文本進行匯校，發現元十行本明初補葉可以幫助我們最終確認盧堯文本之藍本。以元十行本《儀禮圖》卷十一第六葉爲例，此葉爲明初補版，共有墨釘二十個。正德十二年補修未抽換此葉，但進行了修版，對二十個墨釘中的十六個進行了正確修正，剩余墨釘四個。正德十六年補修未抽換此葉，亦未修版，墨釘還是四個。嘉靖重校補修未抽換此葉，但進行了修版，將剩余四個墨釘所有的修正。而正德十二年補修修正的十六個墨釘，盧堯文本均不誤，正德十二年補修未修正的墨釘，盧堯文本卻出現了訛誤，如《儀禮圖》卷十一第六葉A面第一行：“既在同卷發，故五服略爲一節，皆用一尺罷了。”“同”，元十行明初補修本、元十行正德十二年補修本、元十行正德十六年補修本爲墨釘，元十行嘉靖重校補修本正確修正作“同”，盧堯文本“同”誤作“爲”。總之，正德十二年補修改確修正的墨釘，盧堯文本均不誤；正德十二年、正德十六年補修未能修正而嘉靖重校補修改確修正的墨釘，盧堯文本卻出現訛誤。由此可知盧堯文本之藍本并非元十行嘉靖重校補修本，乃是正德十二年、正德十六年補修本中的一本。
細考《儀禮圖》各本禮圖，可知盧堯文本與正德十二年補修本關系親密，如《儀禮圖》卷八第三葉A面《授使者幣圖》，此葉明初、正德六年、正德十二年本皆是元版，正德十六年補修則抽換此葉。正德十二年補修本此圖寢門內有“宰進告具于君”六字，寢門與承載幣的“幕”之間有“宰告備、揖進”“君南鄉”八字，“幕”左上角有“加奉”二字，“幕”南有四個“馬”字，四馬之南有“宰以書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十三字。以上三十三字中，正德十六年補修本衹有“宰以”“使者”四字，其余二十九字均缺，刪簡嚴包養管道重。盧堯文本此二十九字衹缺“君揖進”之“進”字，其余文字、地位、標的目的均與正德十二年補修原形同。禮圖繪制并無必定之規，若非親見原圖，很難做到文字、地位、標的目的與原圖高度分歧。故而盧堯文本此圖不成動力自刪簡嚴重的正德十六年補修本，當是源自正德十二年補修本。是以可以斷定盧堯文本的藍本是元十行明正德十二年補修本。
盧堯文本與其藍本元十行正德十二年補修本亦非完整分歧。盧堯文本在刊刻時，刪省了元十行來源根基有的《儀禮》十七卷，于卷前卷后增添呂柟序、賈公彥《儀禮注疏序》、童承敘后序。此外，盧堯文本大批校改了正德十二年補修本訛誤，如《儀禮圖》卷二第四葉A面第六行：“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正德十二年補修本“壹祭”誤作“壹蔡”，盧堯文本不誤；《儀禮圖》卷三第三葉A面第七行：“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正德十二年補修本“定”誤作“之”，盧堯文本不誤。盧堯文本亦偶有新增之訛誤，如《儀禮圖》卷十一第二葉A面第五行：“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衆子也。”盧堯文本“謂”誤作“則”，元十行明初補修本、正德十二年補修本、正德十六年補修本、嘉靖重校補修本均不誤。
總體來說，盧堯文本所據藍本較好，包養故事對內容的調整公道，校改藍本錯誤十之七八，新增訛誤極少，圖文正確率極高，實乃精校之善本。
（二）清康熙《通志堂經解》本、清乾隆《四庫全書》本
清康熙間徐干學掌管編刻《通志堂經解》，支出楊復《儀禮圖》，內含《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通志堂本之前存世的《儀禮圖》版本有元十行本及其各期補修本、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本、明嘉靖十五年盧堯文本，這些版本都能夠是通志堂本的藍本。今將上述諸本匯校，發現元十行本嘉靖重校補修時新增的不少訛誤，同樣出現在通志堂本上，如《儀禮圖》卷四第一葉A面第五行：“卿年夜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元十行嘉靖重校補修本、通志堂本“國”誤作“酒”，余志安本、元十行明初補修本、正德十二年補修本、正德十六年補修本、盧堯文本不誤；《儀禮圖》卷七第二十二葉A面第八行：“右公及賓包養違法諸公卿年夜夫射。”元十行嘉靖重校補修本、通志堂本脫“諸”字，余志安本、元十行明初補修本、正德十二年補修本、正德十六年補修本、盧堯文本不脫。類似例證另有不少，可知通志堂本的藍本是元十行嘉靖重校補修本。
通志堂本進行了行之有效的校改任務，如《儀禮圖》卷三第三葉B面第八行：“況于禮之亡乎？”元十行嘉靖重校補修本“亡”誤作“忘”，通志堂本不誤；《儀禮圖》卷七第二十四葉A面第十行：“諸公卿或闕，士爲之耦者不升。”元十行嘉靖重校補修本“升”誤作“勝”，通志堂本不誤。但通志堂本之藍本是元十行本中最晚的補修印本，元葉占比僅占全書369，是以其圖文正確率不如以正德十二年補修本爲藍本的盧堯文本。
清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亦支出楊復《儀禮圖》。四庫本文字、禮圖與通志堂本幾乎完整分歧，通志堂本的脫誤幾乎所有的被四庫本繼承，可知四庫本以通志堂本爲藍本繕寫。四庫本在抄録之余矯正了大批藍本之誤，但同時新增了一些脫誤，如《儀禮圖》卷一第六葉A面第九行“將冠者采衣紒”鄭注“《玉藻》曰‘孺子之節也’”，四庫本“節”誤作“飾”。《四庫全書考證》還專門爲此出校曰：“包養一個月價錢刊本‘飾’訛‘節’，據《儀禮注》及《玉藻》改。”然《禮記·玉藻》篇原文作“孺子之節也”，且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孺子之節也’者，謂幼稚之子，未成人之禮節”，可知作“節”爲是。元十行本各期補修印本、盧堯文本、通志堂本均作“節”不誤，四庫本反將“節”改爲“飾”，純屬臆改。此外四庫本還刪除了通志堂本卷前朱熹《奏札》、楊復《自序》、陳普《序》，註釋則不録《儀禮》白文十七卷，僅有四庫撮要、《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總的來看，四庫本圖文基礎全依通志堂本，新增訛誤之余又刪減大批內容，屬《儀禮圖》歷代主要版本中質量最差之本。
茲將《儀禮圖》版根源流繪制成圖，以便總覽。圖中實線代表直接來源，虛線代表間接來源，實線方框代包養平台表獨立版本，虛線方框代表補修印本。
《儀禮圖》版根源流圖
元泰定年間刊刻的元十行本《儀禮圖》是現存最早的楊復《儀禮圖》刊本，是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本、明嘉靖十五年盧堯文本、清包養甜心網康熙《通志堂經解》本、清乾隆《四庫全書》本等其余主要版本的祖本。未經補修的元十行本已無全本存世，本文所考元十行本存世二十五部印本中卷帙完整者皆系元刊明修本，此中補修刷印最早的是國家圖書館躲元十行明初補修本。元十行本明初包養網比較補修印本共存世四部，國圖躲本是獨一一部全本。且明初補修是元十行本第一次補修，補版二十四葉（《儀禮》卷五第七至八葉，卷十一第九葉，卷十四第一葉，卷十五第一至三葉，卷十六第三葉、第五至六葉；《儀禮圖》卷二第十葉，卷八第十四葉，卷十一第六至七葉、第五十二至五十三葉，卷十二第九葉、第十四葉、第二十八葉，卷十三第九至十葉，卷十五第一至二葉、第十五葉。此中明初所補《儀禮圖》卷十一第五十二、五十三葉誤與第五十一、五十葉重復，系補板之掉），僅占全書34。其余元葉極少修版，漫漶水平較輕。在元十行來源根基本全帙不成得的情況下，國圖躲明初補修天性夠最年夜限制地反應元十行本的面孔，彌足珍貴。
此前學界研治楊復《儀禮圖》多用清通志堂本、四庫本，而通志堂本以元十行本最晚的補修刷印本爲藍本，存在後天缺乏。四庫本則據通志堂本謄抄，校改較少，在抄録時又新增了部門脫誤。可以說通志堂本、四庫本是一切《儀禮圖》版本中最差的兩個版本。古籍在傳刻傳抄中，總是不斷繁殖新的訛誤。對于包養犯法嗎《儀禮圖》這種以禮圖爲焦點的典籍，傳刻傳抄致誤的問題就加倍明顯。禮圖非常緊密，一點一劃、線條修短，往往對應人與物站位朝向、宮室的構造比例等關鍵信息，可謂掉之毫厘，謬以千里。而在傳抄傳刻過程中，幾乎無法做到禮圖的完善復制，總會出現細節上的誤差。這些誤差輕則使讀者難以懂得，重則使讀者産生誤解，厚誣後人。如《儀禮圖》卷一第六葉B面《陳服器及即位圖》，此圖是元十行本嘉靖重校時補版，補版時中庭之碑（以圓圈表現）缺掉。明嘉靖盧堯文本以元十行正德十二年補修本爲藍本，是以中庭之碑不缺。而清通志堂本以元十行嘉靖重校補修本爲藍本，故亦無中庭之碑，這一錯誤又被后來的四庫本繼承。中庭之碑立于堂下，是行禮時主要的方位參照，不成或缺。后印后刻本的類似訛誤另有不少，都分歧水平地影響了原書的禮學價值。國圖躲元十行明初補修本《儀禮圖》則是存世《儀禮圖》諸本中最接近楊復原作的一部，文字、禮圖精確，遠勝通志堂本、四庫本，是研治《儀禮圖》者的最佳選擇。
此外，元十行本是元代建陽書坊所刊十行本《十三經注疏》中獨一一部以個人經解取代經注疏合刻本的經書，而國圖躲明初補修本作爲現存足本元十行本《儀禮圖》中刷印最早的印本，是研討十行本經書編刻及元代福建書坊刻書的主要參照。總的來看，影印國圖躲元十行明初補修本《儀禮圖》，具有禮學與文獻學的雙重價值。
杜以恒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旬日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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